试议明清史专家阎崇年关于袁崇焕籍贯的谈话

龚州人

对历史研究“饱受争议”的问题不能草率下定论

——试议明清史专家阎崇年关于袁崇焕籍贯的谈话

韦平民

        2015年岁末严冬，大学者阎崇年先生不远千里又一次到广西，应梧州学院等单位之邀，作为期两天的袁崇焕文化推广活动，宣讲明末杰出的爱国将领、岳飞式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精神思想风格，这不仅是对梧州学院，而可说是对梧州地市、甚至应是对全自治区学术界思想界的一次关怀、鞭策和促进。我们广大读者、后学有幸从年前12月11日《广西日报》“区域新闻”版转载“梧州日日倾”微博记者的有关报道，约略了解到一些梗概。但又首先会从该“袁崇焕是从藤县走出去的”特大字号、特重语气肯定句式标题，猜想宣讲会的宗旨、中心内容，或没只宣讲学术那么简单。细读报道内容，始感到学者的答问中有意回避、或说不敢正面回答记者关于袁崇焕籍贯“饱受争议”这问题，究竟是和谁争、同谁议、怎样落结等敏感话题，始悟原猜不爽：或有压根就不承认有争议意味；或者倘使有争议，光是摆研究了几十年的架势，连人物相关县份也不知道的研究会会长等诸多头衔，捂住不称职的本应以民族团结为职志的某文化研究会名衔，以为有问题有争议有矛盾即可捂住、化解，或消弥。人们不禁会怀疑学者或是另一次“顾此而言他”，当年1984年牵头组织召开以纪念袁崇焕诞辰4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为名，行实质无研讨（不同观点文不能入编会议《论文集》等等），要与会接受其未经深入调查研究、未经严谨缜密科学考察考据，仅凭“一面之词” 仓卒贸然作出不符历史客观实际、不符正反和多方辩证科学的“袁崇焕籍贯”一籍论的“埋单”承认、拍板定调之实的继续，三十年无事起争执、强为饱受争议的“未竟事业”的“收官”。

龚州人

一、问题的根源、症结的关键和要害所在

大学者概括袁大将军的战略战术、精神本质五大特征，其中“勇”字的核心，突显“敢走险路”等三个“敢”字，确实精辟，确到极致。可惜他将此心得转用到学术上，则错用了方法对象。学术上一贯提倡调查研究、广采博征、正反互参、缜密考证、严谨立论、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最忌未充分掌有资料便急躁冒进、贸然作结，尤忌孤证立论。可惜数忌并蹈。

从这次“谈话”可知，学者为出成果，“把袁崇焕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探讨”，急匆匆“当时就来到藤县考察”，“这样就继续研究，1984年在广西藤县开了全国第一次袁崇焕学术研讨会，出了论文集”。从这些分句表述仿佛学者很认真做学术的样子，其实不然。1984年在藤县召开研讨会前也是做了调查考察的，也“恐防有错”写了信到平南县志办询问“学术的顶牛者”张介民先生，探询该县到桂林图博单位找到什么资料，可惜没等回复告知他找到各级史志记载，更重要是找到散佚多时，连1958年毛主席到广西主持南宁会议指定要看唐至清广西最重要诗集、须到湖南图书馆拓印的其中有袁崇焕诗自注籍贯的《三管英灵集》等资料，一切已经按原计划布置停当，无法更改、大错铸成。直至尔后在广东东莞、香港和辽宁兴城“开了四次大的袁崇焕国际学术讨论会”，加上距首次研讨会三十年后的又一次到梧州、藤县多地讲学今天，从来没到过一江之隔，有成圩在早、藤县白马命名新白马由来（按藤县白马原称白马汛，即戍兵之地）、有袁崇焕其祖其父落籍经商条件、有史上距袁冤案平反前几十年的敢背“为罪臣正名”黑锅可说冒生命危险的乾隆《平南县志》记载、有众多不可磨灭无可否认“宗支子姓、田园庐墓”（特别是“总制三边坊”、袁父子鹏墓、故居等）史迹文物犹在的平南白马去调查去考察；历史上三个籍贯说三地址他去了两个，唯独拒绝到袁崇焕自注说“予居平南”的落籍地调查考察，那怕是看一看也没有，难道对得起被自毁长城的昏君、阉竖遗党冤屈而为国惨死袁大将军的英灵？他“有真气”“不可得罪于天地”“要留好样与子孙”的训戒？难道这便能与这次开篇的从明史又从清史研究袁崇焕的标榜相印证？难道平南缺少虔诚周到的接待？这样仅凭一面之辞，不是多方调查、考察、研究、查证、辩析、考据、去伪存真，就偏听偏信能作出公正公允、符合客观真实、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这就是问题的根源、症结的关键和要害所在，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起点。

龚州人

       1984年以召开纪念和学术研讨会为名，实为推销他的片面结论、企图拍板定调篡改所有历史记载的争论缘起的滥觞、发展。随其论据站不住脚，又没有真正大学者欢迎后学意见甚至批评的器度雅量，又受被他强拉作会议四主持单位其中两重要学术部门的两位著名明清史教授学者、以迟到会二天和提前两天离会（另答应为平南籍说论文找园地）的抵制，竟至压制不同观点的参会论文不入《论文集》，事后他所编辑皇皇两大册《袁崇焕资料辑录》，有关袁籍平南说只列《平南县志》一种而又并非冤案平反前编定有大量籍贯信息的志书，而他属意的尽量罗列等怪现象发生。可见学术的扭曲，专横垄断代替交流研讨，万马齐喑代替学术争鸣繁荣的不光彩一页。在此风之下，近年个别人、个别企业出资赞助以春秋“秉笔直书”自栩为职志的名刊，竟发表传奇小说体的所谓袁籍“揭秘”的文章，实质1984年袁籍藤说参会文的大集烩，把以前为文将袁祖世祥与多出的“西堂”无法处理作一个名讳一个是字、明显不能糅合成一人的尴尬，干脆“升格”袁西堂为袁世祥之子即袁崇焕之祖，这样随心所欲轻蔑历史，符合该祖籍最权威的东莞袁族谱吗？符合袁崇焕法定继承人平南袁炳手撰家谱所述吗？符合名刊威望的维护吗？答案又应是明摆着的。更甚者，该文以“不用负责任的引言”，将为世公认袁崇焕的游平南县（衙）前雁洲的自况诗其注“予居平南，初应童子试，被人讦，今改籍藤县。故云。”擅改表述为“寄居平南。……改籍藤县。…”居心叵测，擅改关键字，以为得计，其实拙劣。无形中自暴矛盾，既然要诬说寄居平南，即伪证“实居藤县”，何来被人攻讦，为何还要“改籍藤县”？这不合逻辑的篡改，遮头盖不了尾，歪曲历史是要被历史惩罚的。虽是拾三十年前诡辩牙慧，“不用负责任”，还是老实点好。同刊有人组织参观在藤的所谓“袁崇焕手植榕树”，但据清嘉庆乙卯年进士、收集整理袁崇焕不朽著作《乐性堂稿》等诗文的袁族人、授官翰林未到职的名作家、名诗人袁珏在袁崇焕平南故居亲眼所见，后附于入编《三管英灵集》袁崇焕植榕“诗以记之”的后注：“袁崇焕旧居白马驿，宅临大河，今为何氏所有，榕树大可合抱，舟行数里尚可望见，即公手植树也。嘉庆乙卯，何氏伐之，以广其居，此诗结句遂成谶语矣！”（按指袁崇焕植榕诗句：摧斧斫为薪，一任后人事。）白马驿所在平南白马。非常清楚，何来重生？是否欺世盗名，指鹿为马？

龚州人

       1801年即清嘉庆五年《广西通志》，编者参考了明清两朝史籍和地方史料，对《明史》作了补充阐述，认为袁崇焕“平南人，又作平南籍东莞人”。无疑，这补充阐述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1817年《浔州府志》也有袁崇焕平南人的记载。

       1816年，即乾隆《平南县志》之后60年，《藤县志》才第一次有袁崇焕的记载，认为袁崇焕籍藤县的主要理由为“《明史·本传》载东莞人藤县籍”以及“故居遗址在藤邑白马境内”；尔后的57年，乾隆《平南县志》之后的117年，1873年《梧州府志》才有袁崇焕记载，理由基本循《藤县志》，并说“今改”《广西通志》的袁崇焕平南人的记载，“有不容推而远者”、“靖节名臣，其发迹之地，允足传为志乘光矣。”其实，《明史》仅记袁崇焕“东莞人”，并无“东莞人藤县籍”的说法，这是极不严肃的公开说谎！（按：1973年中华书局重版《明史》，在袁崇焕传后加“校勘记”附注，说据进士碑袁籍“疑作藤县是”，但这无法改变原文内容）。又“故居遗址在藤邑”说法，乾隆《平南县志》“田园庐墓犹在平南”说在先，《藤县志》“故居遗址”说在后，一前一后，一实一虚，不辩而明；《梧州府志》公开宣扬为“志乘光”而修改《广西通志》等原来有关记载，有违传统良好的“实事求是”修志指导思想，公开鼓吹“史为我用”主观唯心的修志编史观念，鼓励为个人或地域局部利益而修志实质篡史，是袁崇焕籍贯争论由“本无事”到“略有争议”到“颇有争议”的思想歪念源头。

        清嘉庆年间，针对袁崇焕故居易主（为大姓何氏所有）、总制三边坊坍毁及袁冤案平反引至籍贯说平藤之争渐起等，袁族人、进士、诗人袁珏写了“咏袁崇焕史诗十六首”，通过诗句并加注，述其见到袁崇焕故居诸多遗物、手植大榕树已毁等情况。诗之一末句“志乘至今传两地，田园犹在不须争。”下注：“先生东莞人，今庐墓遗址与后人俱在平南”；诗之九后注：“其后人现藏一大纛，长丈许，中绣五龙，血渍过半，盖当时军中物也。”诗之十五注：“家属徙二千里，安置适在邵武县，邑人怜之，济其困乏，母叶氏年老不徙。”诗之十六注：“旧宅今为大姓所有，有画像小帧尚存。”（画像为袁崇焕像）这些诗和注，成为袁崇焕籍贯平南史料的有益补充或旁证重要资料。

龚州人

奇文共欣赏，疑义共与析。学术“饱受争议”问题，是否仅凭一个人的名望、威势，一席充满片面资料片面观点的谈话，不经广大学者、史界同仁、人民群众发挥集体智慧，开展真正意义的广泛采访、深入的讨论、多方的研究、科学的论证，便可贸然草率作结？答案或是否定的。包括有关争议方，应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为更好保护、宣传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角度，团结奋斗奔小康、共筑中国梦大业的目标，摒弃个人和地域短视，开展推心置腹、服膺真理的协商切磋，求得忠于历史表述，利于子孙万代发展千秋万世功业、有利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试以严肃的学术、严谨的科学名义，“史”字本义、忠实的“中”与述史的“手”结合的名义，借用学者总结概括袁崇焕的精神实质，其中一点“勇”字——敢走险路、敢犯上司、敢违圣颜之教，试议有关袁崇焕籍贯的谈话，就教阎大学者并方家。

龚州人

几十年实践证明，他一贯以学术为儿戏，仅以人物借籍考试形成的进士题名碑所记、加上一个风马牛不及的推论作出籍贯结论；到没一点真正大学者季羡林、费孝通喜欢后学提意见甚至批评的胸襟，没一点考古和文化巨擘郭沫若在出土文物和辩论面前，敢于承认仅凭想当然的魏晋还未有真行书为由、从而否定公认的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叙》出现可能性这结论的错误的勇气。他从千方压制研讨和不同观点意见的“研讨会”；再到出尔反尔，在学术讲坛已承认此籍贯有三种说法，此次又矢口否认，力图凭一己之力不经研讨便一锤定音，贯彻整个过程并始终，越走越远，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980年他到藤县只一段时间，匆匆间便以进士题名碑“拍板钉钉理由”，拉上袁崇焕为奔父丧所上奏疏有“臣籍已属西江”句，不顾袁父墓至今还在平南白马白沙，竟牵强认定这是指藤江、是指藤县人这另一“理由”为文《袁崇焕籍贯考辨》，与署名卢围，以对位于平南白马白沙村袁父子鹏墓的清光绪后出、一度由藤县袁族继序、重立墓碑，不合世系排序、明显后加“西堂公”一句的别有用心解读，及“新发现”藤县里罗村以“西堂公”为始祖的《袁氏族谱》，作为“袁籍藤县的最新和最有力的证据”，为文《袁崇焕籍贯查证》，两考辩体文破例获刊1981年初广西地方志研究组主办、藤籍人主编的传记体《广西历史人物传》第一辑。其中一文结语竟近似张狂说：“有关袁崇焕籍贯的史、志、辞书，凡作藤县籍的是，作广东东莞县或广西平南县的非。”均须以此来订正。一派救世主先知先觉的架势，仅凭想当然的理由，便企图篡改历史上当时人（或相当时人）记当时事应当更为准确的史、志等记载，这有违为史为志最基本常识的做法，狂妄之态溢于言表、暴露无遗。

龚州人

该两文为袁崇焕在世或冤死几百年来籍属没有大争执，而这只因个别人为或地域观念作怪袁籍问题始略有争议，致令那次竟以“新发现”史料为藉口，作企图要彻底翻案的号召和动员。该两文的论据除进士碑记至今尚勉强起用凑数（如这次学者谈话引用的均是以此碑为据的《国榷》等宫廷或私人著作、笔记）外，当日指称袁疏文请假奔父墓在平南白马“守制”奔丧“臣籍已属西江”句，何能强词夺理、以偏概全说“西江即藤江，是指藤县人”？后出于清光绪由藤县袁氏继序重立袁父子鹏墓碑，不合世系表、没理由多出“西堂公”一句画蛇添足之笔，以及不是为世公认有封赠的“世祥”为始祖，而是以“西堂”为始祖的藤县里罗新发现的《袁氏族谱》，比起1992年由平南六陈袁崇焕后人袁满庆家藏、袁叵捐出袁崇焕五世继嗣玄孙、居于平南县城、萌封江西峡江县丞的袁炳手撰《袁氏家谱》，明确记“十三世祖，讳红瑁、字世祥，妣谢氏、生二子，长子鹏，次子腾，公之长子游粤西山川，兼贸木材，定居平南白马。……”世系清楚记述明白准确的“家谱”，比只生一子的“西堂公”为祖的“族谱”并墓碑多一句记述，其准确性、可信性及能与其它记载衔接的可靠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连这次学者谈话也已不敢再提以“西堂公”为祖等几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已皆废弃，未有半点驳倒其它籍说可成立理由，便硬帮帮妄下某人是从某某走出去的等无由断语。这是新争论缘起及其要袁籍彻底翻案的经不起一驳的主要“论据”，理屈窘态一斑。

龚州人

这次学者谈话虽不再坚持袁祖是西堂，已更回世祥，但又说世祥落籍藤县，却忘了1981年他《考辨》一文曾考定“袁崇焕的祖父、叔父和族人均在广东省东莞县。”信口开河，见机而行，随时而变，反正他认为历史是人写的随意可更的，不是客观存在的。另据有关信息，藤县近期或有根据卢围当年《查证》文考定“袁崇焕故宅遗址”在藤县莲塘宽三十丈、长一百丈、几座大屋，还有印花青砖墙脚、镌刻精工石墩，委实豪富官府人家豪宅址，作纪念和开发旅游的恢复重建。出发点是好的，但这是袁西堂的吧？如算也是广东西上、落籍早、成首富、成袁崇焕能改籍应试的契祖勉强能算的过去。如是这，也与袁崇焕故居毫无关系。否则坐实是袁崇焕故居豪宅则与其诗“买山囊无钱”、《明史》：“籍其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对不上号，以此来偷梁换柱，用以复制，实则是对袁崇焕不是廉吏、而是贪污军公款钱粮致豪富的指控，也是对以戮杀真正贪污军公钱粮守岛大将毛文龙而罗致“专戮大帅”罪名的为国捐躯先贤极大不敬、极大污蔑。袁崇焕真正的故居遗址应在平南白马，这是无可争辩否认的事实。如借籍读书考试便要坐实籍贯，则天下史料记述便会大乱。以改变历史、创建新中国的伟人毛泽东为例，在湖南湘潭韶山出生后不久便送到邻县湘乡唐家托外祖家生活长大、认外叔祖作干爹，后又以外祖籍入读湘乡县高等小学、初中等，这史述岂不需重写？！近年出现的山西汾酒与历史名人结合的冠名权之争，三地打了十年官司才了结，那历史名人真正在那为官的地方才胜诉，其他也各有所应得。此无他，这主要是某些人为的名、利牵绊，搞乱和混淆历史记载之故。只有正视历史、正确记述历史、正确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为历史研究和现实建设服务，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考验。对得起先人，对得起所有来参谒参观的人。对有关各方大家都有利。

龚州人

诚然，大学者这次谈话概括袁大将军的精神实质体现在“仁、智、勇、新、廉”五字的语序，也是略有小疵、略失偏颇，有值商榷之处的。以“仁，仁者爱人”作守边大将、拒敌总帅的首要精神素质要求，无论从字词的感情色彩（和平意象）、角度（拒极端民族主义贵族、尔死我活殊死斗争）所要求的首要斗争素质，似有不协调、有距离。当日学者讲学非此中心内容，非本主旨，言不由衷，自当别论，不便异议。更不宜借奉劝修史编志宜多用中性辞比拼当年大学者以得意杰作“某某帝十大功绩”感情色彩倾向甚鲜明词冠书名，引致江浙无知群众非礼，造成开文人签售须武警保卫先河，也非宜我辈无知后学作随便不当提醒的借口的。

龚州人

二、历史上籍贯争论的由来和发展

关于明末杰出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籍贯问题，虽不直接影响到对他历史功过的评价，在今天大一统民族国家里个人籍属又似无关宏旨；但这涉及到如何表述他的身世，他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地理条件和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史迹整个信息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袁崇焕籍贯，虽然因他父落籍平南未及三代或经商原因，不合明制对考生要求，被人攻讦，而有改籍应试经历，进士题名碑据此记作“广西藤县籍”。但当时他人尚在，不可磨灭的史迹“总制三边坊”“其父子鹏墓”“故居、田园、宗支子姓”犹在平南，他通过诗文、奏疏的“游雁洲”诗、奔父丧诗、盆栽小榕移于地诗、为奔父丧《三乞休假疏》文等，委婉曲折表述他“予居平南”“到得家园涕自倾”等真正的籍属。但很显然，他在世直至死后百余年的清乾隆四十九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名誉彻底恢复前，他的籍贯没理由也不可能存在争议。

龚州人

  

      清初及稍后，袁崇焕籍贯便逐渐有东莞、平南、藤县三种说法，因不同时期籍贯以祖居或出生地标准不同，习惯上“东莞”是指他的祖籍，一般认识比较统一，分歧不大；“平南”是指他的实居及落籍，“藤县”是指他借籍考试的寄籍，由于一些人为和地域“为志乘光”等原因，认识和争议、分歧较大。

      明末清初，因袁崇焕改籍应试，历朝进士题名碑据此记袁崇焕籍贯，及以此为据的同期官方述作《崇祯实录》、《国榷》、《北略》等均记他为“广西藤县人”。很显然，这只是指“试籍”。

清康熙时，清廷延请熟悉明代史实的鸿儒修编《明史》，他们查看了明宫廷档案及明末清初的私人著作，发觉进士碑所记不实，才记袁崇焕为“广东东莞人”。

       1756年即清乾隆二十一年的《平南县志》，是最早（距袁崇焕冤案平反前28年）和最详细把袁崇焕籍贯、功名、家世事迹记入的地方志，敢冒清文字狱严苛，不怕“背黑锅”、“为罪臣正名”、“为敌国张目”（时南明政权已为袁冤案平反）的风险，明确记载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平南人”、“父子鹏徙居平南白沙村，与藤县接壤”、“万历丙午，崇由藤县籍中式举人，己未成进士”、“总制三边坊在县东白马村，为己未进士袁崇焕建”等，非常客观公允，把涉及几个籍贯的说法，当时还见到的史迹文物，明白无误、客观辩证表述，可说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龚州人

        清道光年间，袁珏同年进士、广西巡抚（省长）、后任两广总督和江苏巡抚、闻名全国诗联学家梁章钜编辑广西唐至清代最重要诗集《三管英录集》，辑入袁崇焕诗六十六首，诗前按语通过对《明史》、《广西通志》、《浔州府志·选举表注》记载及袁珏编修督师家自如先生遗稿作的“志乘至今传两地，田园犹在不须争”诗句、袁崇焕《乐性堂稿》有“少小辞乡国，瓢零二十年”诗句，以及《游雁洲》诗注“余居平南，初应童子试，被人讦，今改籍藤县。”等资料，运用史料考据学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得出袁崇焕籍贯“其祖籍东莞，实居平南，又寄籍藤县，无疑也。”这个可以了解和解决这几个籍贯说的矛盾和辩证关系，揭示事物本质的中肯的结论，经得起时间长河的考验。

       随着世殊事易，特别是袁崇焕冤案平反后，袁崇焕籍贯问题便因人为、地域因素复杂起来，主要是各级史、志有关袁崇焕籍平南记载、袁珏将当时尚见袁崇焕史迹遗物及辑袁崇焕遗稿所作诗疾呼“田园犹在不须争”、梁章钜运用史料考据学得出“其祖籍东莞、实居平南、又寄籍藤县”这个几籍贯说既矛盾又统一的结论，加上清后期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四也记袁崇焕广西浔州府平南人（按广州府统辖东莞县）、《骨董琐记》卷三记：“乾隆四十九年，录崇焕后裔于原籍，得五世孙炳。”授江西峡江县丞的袁崇焕五世继嗣玄孙袁炳出自平南、崇焕原籍盖指平南等等记载，明、清、民国，直到解放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虽有袁崇焕籍贯平、藤籍之争，广西省区等主流媒体大多以平南籍作宣传，平南籍说还占据绝对优势。

龚州人

       随着能解释几籍贯说辩证关系《三管英灵集》的散佚，“蚊革”破四旧毁古志籍、《袁醴庭（珏）集》等古书的被烧毁或散佚，由前文可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由于急于作出学术成果的学者以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或带了“为出惊世骇俗成果”“要把几个籍贯说统一为一个籍贯说”的愿望，迎合当时有地域偏见的省区史学界领导，采取只到矛盾事物双方之其中一方调查研究、研讨会开成无研讨的会、否定学术争鸣和研讨的方针方法，否定以往历史研究的史料考订与文物考据相结合、互为补充的正确方法，三十多年来，仅能以进士题名碑这个特殊情况下的记录，拉上以此为据的私人著作，以及至今已全部废弃对“墓碑”重新解读、“新发现”族谱断章取义的解释等，从不引用正史及其它有科学辨析的著作，作出主观的唯心的不符客观历史实际不合辩证科学的结论；狂妄叫嚣“所有史、志、辞书都要据此来订正”；不符民主、文明、和谐社会潮流要求，还在行思想禁锢、文化砖制、学术垄断那一套。讲严重些，某人或是想在袁崇焕冤案平反之后，又要人为造一个袁崇焕籍贯冤案，好使兄弟友好民族、友好邻居反目成仇，以便个别别有用心人火中取栗。在真理面前，那些人造历史、篡改历史的荒谬，必将被无情的客观规律抛弃，还其历史原来真面目。

龚州人

三、几点建议：

（一）加强党委和政府对学术领域的领导，更好贯彻“双百”方针，贯彻习主席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统率历史等社会学科的研究工作。

（二）对袁崇焕研究，要搁置争议、潜心研究、资源共享、抢救保护。把重点放在知行合一，学习研究袁崇焕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中国梦理想统一的学习与实践。继承和弘扬袁崇焕“有真气”的求真求实精神，办好今天的工作。喊停一切未经研讨、核实的以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产业为名，歪曲历史记载，不符历史真实的建筑，以免造成历史研究的混乱，以免误导民众、混淆历史、造成长远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要调动各方研究力量，抓紧开展切实的调查研究和学术研讨活动，对袁崇焕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研究，尽快作结；但对“饱受争议”的疑点难点，须持重谨慎，不草率论定。

（四）要尽快考准、筹资修复袁崇焕故居建筑，广泛征集民间文物资料，用于陈列和推广。

（五）不断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召开研讨会、拍摄电影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袁焕生平事迹和爱国精神。

寒风孤旅

专业性太强，建议拿到相关刊物去发表，把针对阎大学者的话说得委婉一些为好。